清末老照片：慈禧太后入葬東陵被偷拍，朝廷將直隸總督免職

1909年6月，清末旗人當中有名的才子端方由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直督是封疆大吏之首，地位非同尋常，這次調動看上去是平調，實際上不異於升遷。

端方走馬上任，一步步向朝廷權力核心靠近，再努努力，當個軍機大臣幾乎觸手可及。春風得意的端老四怎麼都不會想到，在直督的位置上屁股還沒捂熱乎，就被稀裡糊塗趕下臺了。

端方。

1909年11月13日，慈禧太后的梓宮入葬菩陀峪定東陵。清廷為這場奉安大典做了充分的準備，現場隆重莊嚴。作為直隸總督，端方肩負“山陵大差”，責任重大。

巳刻，梓宮抬入隆恩殿時，天津福升照相館的尹紹耕等人躲在牆角架起照相機拍照。此舉被王公百官發現，引發一陣小小的騷動。

淮軍第一鎮兵勇立即將這一夥人拿獲。

慈禧太后的梓宮被抬出北京。

經審訊，尹紹耕本無進入奉安現場的資格，買通了端方的差弁劉壽山，由劉帶路擅闖禁地。主持安保事宜的肅親王善耆問清了緣由，將尹紹耕等人交端方發落。

事情不復雜，大典的順利進行並未受到影響。拍攝奉安大典的照相館不止福升一家，外國攝影師更多，只是福升對拍攝地點的選擇不太合宜，有偷拍之嫌。

按理說，端方擬定罪名將涉事人員懲罰一下，再給肅親王寫個報告，就算了結了。在肅親王和直隸總督眼裡，這件事就是不起眼的小插曲，何必深究呢？

不承想，端方在這件小事上栽了大跟頭。所謂“大事糊塗、小事小心”，不是沒有道理。

慈禧太后奉安大典上的大臣。

在封建時代，宮廷禮儀是個很奇妙的東西，對於違忤行為，如果沒人拿來做文章，也就輕易出溜過去了；如果有人蓄意煽風點火，小錯也能引發大震動。

11月20日，同樣在奉安大典上擔任執事的農工商部左丞李國傑（李鴻章之孫）悄悄出手了，他給朝廷上了一份奏摺，痛斥端方“大不敬”。

他指出的端方罪狀有三：

第一，“當梓宮奉安之時，為臣子者，搶地呼天，攀號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無忌憚，豈惟不敬，實系全無心肝。”

第二，“初三日（11月15日）舉行遷奠禮，焚化冠服時，該督乘輿橫衝神路而過。”

第三，“又於風水牆內借行樹為電杆”，“馬上傳遞，未為不便，何必借行樹為電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誅。”

李國傑不動聲色向端方捅刀子，此舉包藏私心。他意在扳倒端方，而非維持綱紀。

端方與李國傑的老丈人楊崇伊素不相能。端方是改革派，楊崇伊是頑固派，二人政見南轅北轍。楊以浙江候補道在蘇州丁憂期間，曾與人因爭小妾大打出手，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參了他一本，被慈禧太后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李國傑此時出手，懷有為老丈人報仇的心思。另一方面，端方與袁世凱是兒女親家，而當時攝政王載灃處處防範袁世凱，且把老袁趕回河南老家。在此當口扳倒端方，他自認為助了攝政王一臂之力，必能得到青睞。

慈禧太后的梓宮。

李國傑的奏摺送入宮中，眾多大臣不以為然。據《申報》報道：“各軍機大臣以此次端方之罪為僕從所誤，不無可原，曾面請朝廷加恩。”

這時候，隆裕太后的態度起了決定作用。她不顧大臣的意見，有嚴懲端方之意。她想借此樹立自己的權威，向慈禧太后看齊，掌握朝廷生殺大權。

朝堂之上另一位關鍵人物——攝政王，持什麼態度呢？其實，他根本不想懲處端方，他當初拍板任命端方為直隸總督，怎麼會藉故使絆子呢？

慈禧太后奉安大典現場。

攝政王不認為身為旗人的端方，因與袁世凱有姻親關係就坐歪了屁股。他對此人是充分信任的。

但是，載灃是個沒主見的王爺，“內畏隆裕，外畏福晉”，他無意爭鋒，屈從了隆裕的態度。

等各種小算盤打好了，攝政王批示，將李國傑所陳奏之事，交吏部拿出個處理方案。

3天后，吏部建議：端方革職。朝廷予以採納，當即發了上諭，以“恣意任性、不知大體”為由把端方趕回家。

參與辦理奉安大典的宗室王公、朝廷大臣、直隸大小員弁都得到了賞賜或提拔，唯獨端方黯然落馬。

端方。

上諭下發後，報紙記載了攝政王的嘆息：“攝政王語以端方辦事頗有才略，朝廷素所深知。惟此事乃紀綱所繫，不能不照部議革職，故亦深為惋惜雲。”

相比於攝政王的不滿與無奈，當時的民間輿論就沒那麼客氣了。《申報》直接評論說：“朝廷舉措之不測也如是夫！”《大公報》則說：“自光學發明而後有照相機之作用，自電學發明而後有電線杆之設布，我國之有此等機械猶在近數十年，故關於此等犯罪律例上無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出人意料。”

端方並非昏官、庸官，屢任疆寄都有施展，屬於實幹派。他離任直督之際，從天津進京，有頭有臉的人物特在火車站搭棚恭送，“商學各界在車站送行者不下數千人，皆有依依不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