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大正都市文化的意義：讓日本進入了一個都市的時代

明治維新以來，隨著日本從農業社會急速向工業社會轉變，農村人口也開始大量湧入都市部，而結果就是促進了近現代都市的不斷擴大及至定型。這種現象不僅僅只是體現在東京、大阪這樣超過百萬人的大都市，各地方縣市亦然。換言之，就是說日本開始進入了一個以都市社會為中心的時代。

都市就是大正文化

（指日本大正時代的文化，1912年-1926年）

的象徵，都市文化也由此形成，

甚而大正文化也因此被狹義地定義為“大正都市文化”。那麼，“大正都市文化”都體現在哪些方面？它又給現代都市文明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大正時代，咖啡館林立的新宿之夜

一般來說，大正初期的都市以其尚保留有“和洋折衷”底色的模樣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一時期在都市部出現了許多日本社會從來沒有過的新鮮事物，由此也形成了大正特有的都市文化，概括來講，可以從“大眾文化”、“出行文化”、“家庭文化”以及“文學和教養主義文化”四個方面體現出來。

我們先來看

大眾文化，這首先體現在建築方面

：以東京為例，我們知道，從德川時代開始，日本的都市建築基本上就是密集型木造建築的無管制發展，經過明治西化近半個世紀的醞釀，

進入大正時代後，從都心開始，這種木造結構的建築已逐漸消失，各種機能性的住宅、樓房開始漸次出現。

尤其是東京大震災後，雖不該慶幸，但確實是籍由這個契機，東京的都市整備計劃得以實施了大規模的重新規劃和改造。出於對地震的恐懼，由西方傳來的耐震的鋼筋混凝土建築模式在此時被日本人認可並大力發展起來，如當時東京的地標“丸大廈”、“海上大廈”等正是這種形勢下的產物，高樓大廈在這時開始鱗次櫛比的聳立起來，具有象徵意義的東京昭和大街也是在彼時成型。東京，由此正式開始邁向現代化都市。

東京海上大廈，日本最早的高層辦公樓

隨著東京現代化發展的加速，東京的人口也開始不斷增加起來。湧向東京等大都市的人口主要都是勞動者，而他們大都是“給料（工資）生活者”。這些勞動者穿著同樣的工裝、幹著相同的工作、擁有著相同的生活模式，因此，可以把他們看作是今天“傻啦力忙”（工薪階層）的原型。這麼多工薪階層落戶東京當然需要住房、家庭、購物等，於是，東京的各類新生活用品商店、魚市、蔬菜水果地攤兒等商業模式相繼出現，形成了一條條的綜合商店街。在“チンドン屋”（即敲鑼打鼓的路上商品宣傳隊）的吆喝聲中，熱鬧了整個大正時代。每到傍晚，給料生活者的“尿包”（太太）們就拎筐挎袋，走向“大正超市”購買刺身、燒鳥（雞肉串）等等，為辛苦一天的“旦那”（丈夫）準備晚餐，大正夜生活由此拉開序幕……

有說法認為大正都市是日本現代都市的原點，這可以從當時的都市交通手段中看出來。

由於“給料生活者”的迅速增加，都市住宅緊張，郊外住宅地得到了開發和發展。斯時，明治時代以來的人力車雖仍是都市部的主力，但跑郊外就力不能及了。由此，

作為新的交通手段，市內電車、路線巴士、計程車等自動車（汽車）隆重問世了。

東京大震災後，由於電車陷於癱瘓狀態，汽車成為了主要救助工具，也正是在這時，美國的福特汽車、通用汽車成功殺入日本市場，分日本新興的汽車龍頭企業三菱汽車之羹，

這也同時意味著大正時代作為大眾文化之一的自動車時代正式到來了。

而隨著大正十四年（1925年）山手線複線的完工，圍繞東京中心部的內環、外環移動實現了速度化。翌年，京濱新國道也正式開通，這一切，預示著大正社會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渠道，大眾文化也進入了快速普及的時代。

東京大震災發生後的日暮裡車站

前文說過，大正初期東京現代商業街就已出現，大正女子們提籃挎袋購物已成日課，其實，就大正女子的活躍程度及內容來看，

大正時代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女性史的一個變革期。

之所以如此說，首先從大正女子的教育程度就可以看出，

相比於明治時代女子初等教育的普及，大正女子走讀高等女學校成為了大眾化。

其原因有二：一是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大正女子自發的“好學心”起到了很大作用；二是開明的大正父母認為女孩子有了更高的文化水平，在嫁人時會有更廣闊的選擇餘地，因此，大正父母大力支援女兒進學。有此二由，大正時代女子的中等教育得到了迅速普及，而與之相對應的婦人雜誌等讀物在當時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如《主婦之友》、《婦人俱樂部》、《地上》等婦人讀物就都是在那時創刊並傳承至今的。

女性有了知識，又是受過中等教育的女性，大正女子從內裡開始大不一樣了，無論是衣著打扮還是言談舉止等，

處處都開始透出了時髦而又優雅、摩登但不失大家閨秀舉止的日本新女性形象，這也可謂是今時日本女性範兒的原點吧。

大正時代的女學生

如是，隨著大正知識女性的昂首挺胸走向工作崗位、走向社會，公園裡開始傳來三五成群的摩登女性快樂的談笑聲；海邊游泳場也可見身著泳衣的浪漫女性劈波斬浪之倩影；明治末期的老鋪三越百貨店，以及剛剛在戰後建成的五層樓高的阪急百貨店等也絡繹不絕的迎來了逛街購物的優雅大正女子。此外，於1911年（明治44年）建設的“帝國劇場”（西洋式演劇劇場）也已建成投用，大正都市女子們迎來了“今日三越，明天帝劇（帝國劇場簡稱）”的夢幻般的自由寫意生活。與此相對應的是，在百貨店、劇場、咖啡館、餐館等處，售貨員、電梯小姐、咖啡“女給”（女服務員）等正在工作的大正女子也以他們那溫柔、耐心、細心、優雅的服務，愉悅著外出享受的大正人。

據說，今天日本人那優雅細緻的服務就是自大正時代傳下來的，

已是百年過，日式服務卻是更上了N層樓！

大正時代當然不只是女子們出行享受，又怎可能缺席了男人和孩子呢？當時，作為大正時代男人歡樂街的銀座地位已經確定，這裡集中了酒吧、咖啡館和舞廳等，不過奇妙的是，

相比於酒吧和舞廳，咖啡館在當時卻更是大正男子的至愛。

原來，源自法國社交沙龍的咖啡文化傳到大正時期東京的咖啡館後，就已經變了味兒，用日本人自己的話說就是“不可思議地轉生了”。大正銀座的咖啡館是幽暗的包廂式的，不僅提供咖啡，還有酒喝，還有“女給”陪。男人入座後，穿著卡哇伊女僕圍裙的女給就端來咖啡或酒，擰開“蓄音機”，然後在瀰漫著“いのち短し戀せよ乙女”的婉轉誘人的歌聲中，在“女給”的溫柔纏綿中，大正都市的男子們就心安神靜，貌似得到了高階治癒……此外，在東京還出現了泳裝舞場之類在當時也被視為低俗的豔舞表演場所，雖低俗，卻是一直存在，就正應了“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句永恆不變的真理。

銀座咖啡館Café Tiger

大正的都市兒童令人豔羨不已，同時期的北京上海兒童尚在賣報賣香菸掙錢謀生時，東京的兒童已經在遊園地（遊樂場）、公園、游泳場撒著歡兒地玩了，條件好的還能偶爾去映畫館（電影院）看場電影，估計畢竟少見而且門票不菲，與我們前些年挪揄農民進城的“二哥進城，腰扎麻繩；看場電影，不知啥名”相比，那時東京的孩子們一定是記得電影名的。

透過上面這些生活畫面，我們可以看出，大正時代的出行文化已經得到了全方位的發展。

大正時代東京人口已達200萬，這雖然與現在東京的1390萬人沒法兒相比，但對於當時的東京來說已屬超負荷了，在都內工作而居住又存在問題的“給料生活者”們開始紛紛移居近郊，利用路線巴士上下班。私鐵公司由此看出商機，開始開闢都心到郊外的電車線路，並在電車沿線建造住宅群以供購買居住。這些住居既有“阿帕島”（公共住宅）、也有一戶建（別墅），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基本皆為和洋結合的寬敞式住宅，而且也都具備了瓦斯、電燈等簡便的光熱設施。這樣，漸漸就形成了舒適的新式家庭文化，

大正時期也稱此類住宅為“文化住宅”。

兵庫縣明石市的文化住宅

這種文化住宅具體有什麼特色呢？以一戶建為例，一個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在玄關一側設定的面積足有四帖半至六帖（一帖約3。3平米）的“應接間”（客廳），而且即使是完全木造結構的一戶建，整個建築也只有這部分是用灰漿抹制的牆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顯出來“西洋風”。應接間大都內建兩三把藤椅，茶几一個，主人在此坐品咖啡，就透出了洋風式和文化，住宅就顯得文化起來了。

“阿帕島”的獨立空間亦然，這種樓房式的公共住宅同樣具備了洋式設施，而無論是一戶建還是公共住宅都使得大正時代的工薪階層實現了只有自己、妻子和孩子的獨立的家庭空間，這些使得大正時期單身赴京拼搏的男人們徹底從孤獨感中解脫出來，

家庭主義思想得到具體落實，滿足了他們憧憬的被暱稱為家庭私有空間的“小宇宙”，

當時的流行歌曲“雖然狹小但卻令我愉悅的家”可以說就是表現家庭主義思想至上的象徵。

大正時代的洋風住宅（兵庫縣蘆屋市・舊山邑家住宅）

這種家庭主義也可以從週末的遊園地、海水浴場等娛樂場所無處不在的家族共樂場面得到註解，要知道把原本屬於私密的家庭生活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甚至赤裸裸的狀態，在當時完全屬於是一種突破、一種過去沒有過的新風景的。即使是在家庭內部，不僅可以享受著咖啡、洋食、和食這些和洋折衷的食文化，而且在大正後期，蓄音機、收音機也已在富裕一點的家庭中出現，全家人圍在一起邊聊天邊聽收音機，足不出戶就能接收到外面的新鮮事物、訊息等，被視為給大正時期的家庭主義起到了補強作用。尤其蓄音機在家庭的出現，不僅給家庭生活帶來了歡樂，更重要的是還改變了孩子們的音樂文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過去只是以口口相傳的方法學習唱歌，而有了蓄音機，放上唱片，只是透過反覆播放，孩子們就能學習童謠歌曲了，流行至今的《紅蜻蜓》、《晴天娃娃》、《七個孩子》、《藍眼睛的人偶》等都是大正中後期流行的唱片文化之產物。總而言之，正是大正時期交通、遊樂、建築、商業等諸方面的快速發展，才使得出行文化和家庭主義的“小宇宙”得以成型，也才成就了大正期的“家庭文化”。

前文說過，大正時代是日本中等教育的普及期，尤其是女子教育重視的直接結果就是婦人雜誌紛紛得以創刊，像《婦人俱樂部》、《少女俱樂部》等雜誌，就是今天的日本出版界泰斗講談社、當時的“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創始人野間清治策劃出版的。接下來，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繼續不停地出版各種印刷物，漸漸成為大正時期出版界的領軍人物。1925年（大正14年）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又推出了《國王》雜誌，沒想到《國王》一炮打響，成為了日本出版史上第一個突破100萬部的雜誌，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也由此真正登上了出版界的頭把交椅。《國王》雜誌命長，直到1957年才停刊，不過《國王》他爹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卻一直牛到現在，在當下的日本，如果提起講談社，不僅仍然是日本出版界的泰山魁鬥，哪怕是在國際上也是隔著窗戶眼兒吹喇叭——名聲在外！

東京街頭，大正摩登女性

《國王》的成功不僅成功地刺激了大正時期的出版業，如新雜誌《文藝春秋》《青空》《赤鳥》《映畫評論》等等，都是大正時代的產物。《國王》的成功還對當時的文學領域創作帶來了連鎖反應，作為大眾文學母胎的小說創作，雖然在那之前已經有了報紙的“連載”這種形式流傳，但在雜誌體出現後，雜誌連載成為熱門，一些小說家成為雜誌的專欄作者，並以其作品贏得大眾讚譽爭閱的同時，帶動了新雜誌的發展。吉川英治、白井喬二、林不忘等著名作家就都是在新雜誌寫連載小說出道成名的，而菊池寬在當時牛哄哄的一句“被別人求著寫文章都寫到膩了”流芳到現在。可見，當時的文學創作領域與各種雜誌紛紛登場一樣，也是呈現出了一個百花齊放的局面。

這一切，概括起來，都可以說成是大正時代的“文學和教養主義文化”得到了很好的發展。

大正時代有普及中等教育之功，而大正中等教育的普及則又是拜大正都市文化發展所賜，

所以可以說，大正都市文化才是真正的燦爛文化，

是大正乃至昭和初期的日本諸多方面得以迅速、順利發展的奠基石。

萬景路專欄丨日景尋路

萬景路|旅日作者|著有《你不知道的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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