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制度得千年效仿；兩次變法贏萬代名聲--商鞅系列之六

櫟陽遷都至咸陽

郡縣制度千年仿

兩度頻煩奠帝業

變法先驅看商鞅

一種制度得千年效仿；兩次變法贏萬代名聲

————-商鞅系列之六

公元前350年，大良造公孫鞅在咸陽築城，興建宮殿，秦國的國都自此從櫟陽遷至咸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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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爸嘚吧嘚

渭水穿南，嵕山亙北，山水俱陽，故稱咸陽。

山南水北謂之陽，“鹹”意為“全都，全部”，咸陽就是說這個地方既在山的陽面也在水的陽面。

遷都“咸陽”可以說是第二次變法的重中之重，也是整個變法裡承上啟下的重要的一環。

商鞅首次變法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也深藏著極大的隱患。

保守派和舊貴族勢力，無論正面對抗，又或是準備蟄伏伺機撲上來咬一口的、還是暗暗組織準備抗爭的都數不勝數。

而這個時候商鞅是怎麼處理的呢？

遷都。

而統籌遷都的就是大良造商鞅，因此，誰有資格遷往新都，誰必須得留在舊都，大家族遷往新都後，居住人數限制和居住地點、面積大小都是由商鞅來定的。

就像雙方下棋，這邊還在琢磨先手後手這裡怎麼挖坑這裡怎麼落子，結果對手直接把棋盤給掀了，另換了一個棋盤，最要命的是，這個新換的棋盤上的棋子多少和擺放位置，還是由商鞅來定的。

這就沒法玩了。

所以說，遷都咸陽，首先，在掃除障礙，打破舊貴族勢力桎梏，為新貴族勢力創造生存空間，是極其關鍵的一個步驟。

其次，遷都咸陽，也為大統一奠定了牢固的物理上的基礎。

農業上，古代都是依水而居，咸陽在渭水和涇水的交界處，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農業開發較早，對於農業種植來說有很大的優勢。（經常說的涇渭分明就是指涇水和渭水匯流的時候，因涇水清，渭水濁，互不混合，形成清濁兩股水流同時存在的壯觀景象）

地理上，咸陽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無論是水路還是陸路，往哪個方向走，都很方便。

秦國東進，只要沿著渭河順流而下即可。

軍事上，由櫟陽遷都到更西方的咸陽，離東邊接壤的魏國距離更加遙遠，避免了和魏國直接對峙所要承受的國防壓力。咸陽地處涇水、渭水交界處，東面還有洛水。

遷都咸陽後，萬一有敵人從東方攻入，可以在洛水進行防禦，除了洛水天險，還有涇水和渭水天險進行防禦，可以爭取到戰略空間和時間。

而事實上，秦國一直也是佈防在洛水抵禦魏國。

定都咸陽，離西南的巴蜀之地更近，也就是四川盆地一帶，此時秦國並不強大，還需要吞併土地擴充人口和資源才能完成最後的統一。

往東打肯定不合適，東面是諸侯各國，勢力犬牙交錯，牽一髮而動全身，且作為戰鬥前沿是不能作為後勤補給的保障之地的，所以只能先往南欺負下小國，這與三家分晉之後魏國的擴充主旨不謀而合，只不過魏國選擇的是西進欺負秦國。

而且整個四川盆地土地肥沃，水源豐富，是絕佳的補給基地。

事實上，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出兵滅蜀，取蜀之後，秦國有了巨大的後方補給基地，綜合實力遠在六國之上，為日後的秦滅六國統一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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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公孫鞅下令第二次變法，增加內容為

1、 嚴禁父子兄弟不分尊卑混居在一起，必須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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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爸嘚吧嘚

商鞅第二次變法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一切為戰爭服務。

老百姓想要獲得更好的生活只能透過戰場殺敵來實現。

當全社會只有這一條通道向上的時候，所有人肯定都會蜂擁而上。

這也就是秦國在後來的戰爭中從不缺乏士兵的原因，畢竟這個國家已經變成了戰爭機器，而所有人、所有資源都只是機器上的一部分。

一切都是為了戰爭。

開荒，興農，讓人口發展起來，讓物資充足起來，後勤做好。

由大家庭分為小家庭，服兵役的戶口就多起來了，兵源有了。

去掉貴族爵位，一切以軍功來評爵位，鼓勵殺敵，動力有了。

一切都是為了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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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行郡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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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爸嘚吧嘚

郡縣制並不是商鞅首創，也不是在商鞅變法的時候大行其道的。

但郡縣制從秦統一中國後推行，至今已經沿用兩千多年，其中的“縣”“省”等詞彙至今仍在廣泛應用，可以說是古代歷史智慧的結晶。

春秋初期，土地私有化日益盛行，秦、晉、楚等國往往在新兼併的地方設縣。縣與封建制度裡的卿大夫的封邑不同。

“封建”一詞裡的“封”就是封土，“建”就是建國，合起來就是封土建國。

而封土內的土地和資源，名義上是屬於國君的，但實際上是屬於封土領主的，可以再次分封給更低階計程車族，最主要的是，封土可以繼承，可以世代享用。

而縣則是直接隸屬於國君的，長官由國君直接任命，土地也不為長官所私有，僅有行政權，長官的位置也不能被繼承，這樣有利於國君對邊遠地區的統治。

春秋中期開始，設縣的國家增多，有的在內地也設定了縣，縣開始成為地方行政組織。春秋末期，有的國家又在新得到的邊遠地區設郡。

最有名的莫過於魏國的西河郡，魏國在攻打下秦國西河之地後，在西河地區設立西河郡，首任郡守為戰神吳起。

這時的郡，雖然面積比縣大，但是由於偏僻荒涼，地廣人稀，地位比縣的級別要低。所以說，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縣大於郡，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自始皇帝統一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下轄縣，從這時開始，郡大於縣。而秦朝至此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在全境推行“郡縣制”的朝代。

漢代仍承襲這個制度，形成“州郡縣”三級行政管理。自此郡縣制成為歷史上各朝地方政制的基礎，直到唐朝，才被道路制所取代。

但換湯不換藥，骨子裡的制度是一樣的，都是中央集權軍政分開制度，有別於封建制度。

“縣”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郡一級的行政區劃，唐宋多稱“州”，明清多稱“府”，但其性質相近。由於郡（州、府）數量太大，不便於朝廷管理，故而在郡（州、府）之上，還設定有更高一級的政區，東漢末年至魏晉南北朝是“州”，唐代為“道”，宋代為“路”，元、明、清為“省”。

郡和縣的一把手稱為郡（守）與縣（令），由皇帝直接任命。

這種任命方式和當今社會的職業經理人很相似，郡守和縣令只有任期當中的行政權，其後代也沒有繼承權，退休或被罷免後由皇帝另外任命人員繼任，凸顯和鞏固了皇帝的權力。

郡縣制廢除了分封貴族時代的世襲特權，打破了西周以來分封割據的狀況，有利於中央對地方的垂直管理，有利於防止地方割據分裂，也對維護國家統一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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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又廢除井田制度，剷除井田制度中，田與田之間的阡陌。推行新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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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上》記載：“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就是說一塊地，分成9個大小一樣的方塊，像個“井”字，周圍的8塊田分別由8戶農民耕種，謂之私田，私田的收成，全部歸在此私田上耕種的農民所有。中間的那塊是公田，由上面的8戶農民共同耕種，收入則由封邑的貴族所有。

猛地一眼看上去，很是公平，實際上則不然。

《詩·小雅·北山》所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全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為周王所有，然後再由周王分封給各諸侯，再由諸侯分封給卿大夫等等。

也就是說，實際上就是最大的地主就是周王，然後帶領著一堆大小不一的地主，掌握著天下的土地。連土地都不是農民自己的，何來的“私田”“公田”之分？

實際上則是，各分封地主強迫奴隸或者貧民在“井”字形狀的田地裡幹活，中間的那塊田地其實是作為稅收、勞役的一種形式，其產出名義上是作為繳納稅收的一種方式，由小地主給大地主（諸侯）繳稅，由大地主（諸侯）向周王進貢。

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田”，也是分封制度君王對各諸侯，諸侯對其下的地主貴族的一種管理方式。而“私田”，則對應的是各封地的地主。

因為畢竟土地也是這些封地的地主的，奴隸也是地主的，產出當然也是地主的了，只是為了體現周王和諸侯的統治，地主每年都需要進貢和納稅，這才出現了中間那塊所謂的“公田”。

最開始的時候，生產資料比較低階落後，勞動產出非常的少，而且這個時候周王在各諸侯等小地主階級裡，威望還是非常的高，大家都認可週王的統治，願意進貢納稅，稱臣，所以這種井田制度也能維持。

當然，這個時候也有一些鑽政策漏洞的傢伙。

西周時期，就有一些貴族，為了壓榨奴隸和庶民的剩餘勞動，強迫他們開墾井田以為的空地，這樣開墾出來的田地，形狀不一，並不都是方方正正的，因為也瞞著周王和諸侯，所以也不用繳稅，這種田歷史上也叫做“私田”。

其實這個時候的“私田”才是真正的“私田”，因為它是可以買賣交易的，雖然是偷偷摸摸的，但是有買賣交易的記錄。

待到春秋時期，鐵製農具開始興盛，牛耕也逐漸普及，生產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們靠著鐵器和牛耕，開闢山林，興修水利，開荒闢野，耕地面積和農業產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長，像上面說的，不用繳稅的“私田”，猶如井噴似的急劇增加。

最最主要的是，這個時候各諸侯對周王也沒有原來的那種尊重了，三家分晉之後，周氏王朝基本在諸侯中沒有什麼統治力度了。

因此，井田制當中的“公田”其實已經失去了其代表意義。

而諸侯統治下的小地主們，也會對於“私田”青睞有加，因為所有產出都是自己的，不需要向諸侯繳稅。

因此，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以至於一些國家的公田“唯莠驕之”，長滿了荒草。這樣一來，對統治者來說，稅收就會受到了極其大的影響。

“公田”沒有產出，沒有產出就沒有稅收，而“私田”氾濫成災，但“私田”又收不到稅。就在這些背景下，廢除“井田制”才會提上歷史舞臺。

直接承認土地私有，可以自由買賣，改變稅收方式，無論“公田”“私田”，一律按畝來收稅。這樣國家增加了稅收，更主要的是調動了生產積極性，提高開荒拓土的激情和動力。

土地私有制會讓一部分底層老百姓有可能擁有自己的土地，這是極大刺激生產者積極性的一種激勵。而土地可以買賣則刺激小地主階級積極努力開荒拓土，有利於社會財富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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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新的度量尺度，統一全國的鬥、斛、丈、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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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尺度一般來說是便於商業交易。

但統一尺度還有一個隱性的好處，避免其他貴族收買人心或剝削民眾，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統治階級的統治。

開荒拓土，開闢“私田”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有那麼一些急欲開拓大量“私田”的貴族，為了招徠勞動人手，不得已開出很多優惠條件來聚攏民眾，收買民心。

例如齊國田氏就採用小鬥進、大斗出的方式吸引勞動人手。

向民眾收稅的時候，使用小鬥來衡量，例如規定十畝地收稅一斗，那麼收稅的時候公家使用小鬥來收稅，勞動力繳納的稅無形就減少了；當公家向民眾貸款的時候使用大斗，這樣民眾實際上貸到的糧食就無形增加了。

而晉國韓氏、魏氏、趙氏等，直接改變畝這個單位裡包含的實際土地面積的大小，把畝的實際面積增大，但稅收還是按畝來計算。

打比方來說，原本100平米為一畝，收100斤糧食的稅；現在規定150平米為一畝還是收100斤糧食的稅，這樣民眾繳納的稅收就直接變少了。

當然這些“好心”的地主還是比較少的。更多的則是舊貴族勢力，偏好於“大斗進，小鬥出”，在計量單位上使用自己的標準來剝削民眾。這些都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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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公孫鞅的變法，致使秦國逐漸富強起來。

公元前342年，各地諸侯相聚於洛陽，舉行會議。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43年，周天子周顯王封秦國國君秦孝公為諸侯之長，並把祭肉賜給秦孝公，各國諸侯都來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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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爸嘚吧嘚

任何的變法都不是無中生有的空中樓閣，都是有其淵源的。

商鞅的變法，是吸取了李悝、吳起在魏、楚兩國實行變法的經驗，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對法家政策做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而奠定了秦國霸業的基礎。

而秦國統一後，始皇帝規定的國策也有很大部分內容，都是依順商鞅變法的條例而來，例如統一尺度，廢除分封，實行郡縣制等等。

所以看待歷史事件，更應該追根溯源，聯絡前因後果一起來看，就會更理解事情的走向，也就明白，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恨，都是有因果的。

透過商鞅兩次變法，秦國在經濟上，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係，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國家機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在軍事上，獎勵軍功，達到了強兵的目的，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國家，為秦的下一步的戰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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