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運》的“大同”，打著孔子的招牌，實際上是墨家的思想

《禮運》的大同思想，它打著孔子的招牌，實際上是墨家的思想。關於此點，伍非百先生解說得十分清楚：“今考禮運大同說，與其他儒家言不甚合。而與墨子書不但意義多符，即文句亦無甚遠。天下為公，則尚同也。選賢與能，則尚賢也。講信修睦，則非攻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兼愛也。貨惡其棄其地，力惡其不出於身，則節用非命也。……縱觀全文，約百餘字，大抵摭拾墨子之文而成。其為墨家思想，甚為顯著。”（伍非百：墨子大義述，1933年版，民國叢書第四編·5，上海書店影印，p。200-201）

梁啟超先生說：“墨子的兼愛的主義，和孔子的大同主義，理論方法，完全相同。但孔子的大同，並不希望立刻實行；以為須漸漸進化，到了‘太平世’才能辦到，在進化過渡期內，還拿‘小康’來做個階段。墨子卻簡單明瞭，除了實行兼愛，不容有別的主張。孔墨異同之點在此。”（梁啟超：墨子學案，1921年版，民國叢書第四編·5，上海書店影印，p。23）

這裡他對禮運篇大同思想的實質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墨家的思想；但他預先認定《禮運》中“大同”那一段話確是孔子說的，這並沒有什麼根據。

李澤厚先生評論說：“儒家的目標是‘小康’，……所謂‘天下大同，一家一人’的烏托邦社會，基本上是下層群眾不滿現實的墨家理想和上層士大夫疾俗避世的道家理想，後來被改編成孔子和儒家的學說了。”（李澤厚：論語今讀，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p。168）

他認為“大同”是墨家思想後來被改編成孔子和儒家的學說，這是說得很準確的；但說大同思想也反映了道家理想，則沒有什麼根據。雖然其中有“大道之行也”之類的話，但這個“道”跟道家說的道並不是一回事。

張岱年先生認為：“周秦之際之儒家之所作之《禮運》，有‘大同’之說，以大同為人類社會之最高理想。所謂大同，實即以兼愛為原則之社會。……大同實乃儒家吸取墨家思想後創立之社會理想。”（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p。 279-280）

我很贊同他的說法。唯張先生說創造該思想的作者是周秦之際的儒家，比較籠統。我以為在時間上還可以作進一步限定。至少可以斷定的是，它不可能是“孟子以前遺物”，不可能是孔子的學生所記的孔子原話。

孟子一個基本的立場和態度就是對墨家思想的批判，以此為己任。《孟子·滕文公下》中將墨翟和楊朱的學說稱之為邪說誣民，認為正是由於他們的言論遍及天下，使得孔子的學說不能發揚光大；而墨家的思想主要是兼愛，其實質是“無父”，這跟禽獸差不多；能夠對墨翟和楊朱的思想進行批判的人，才是聖人孔子的門徒。

如果那時果真有“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由孔子的學生（通常說是子游）直接記錄下來，以孔子的名義流傳於世，孟子不可能不知道。那麼，他對於墨家兼愛思想的批判，也就等於在批判孔子，批判老祖宗了。這跟《孟子》一書中對孔子推崇備至，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命的態度是互相矛盾的。

伍非百先生認為：“禮運大同之說，頗與儒家言出入。學者或疑為非孔子書，或以為學老莊者摻入之。實則墨子之說，而子游弟子援之以入儒耳。蓋儒者數傳之後，墨家兼愛尚同之理想已大見重於人世。孔子所謂堯舜猶病者，而墨子以為實行不難。故當時學者多逃儒而歸墨。子游弟子等憂之，乃援儒入墨，謂仲尼亦有此說雲耳。明知墨家之兼愛，與儒家之禮不相容，別為大同小康二說。謂時機未至。姑先行小康之治以徐企於大同。此禮運所由作也。”（伍非百：墨子大義述，1933年版，民國叢書第四編·5，上海書店影印，p。200）

我認為伍先生這一分析合情合理，十分精到。這裡想補充一點的是，援墨家思想以入儒家學說，從而產生“孔子曰大同”的記載，這是“數傳”到什麼時候的儒家弟子乾的？伍先生沒有說。我認為這應該是在孟子之後發生的事，而不可能在孟子之前。

【本文摘自《中國社會思想研究》（黃忠晶等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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