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蔡元培道出百家爭鳴二次出現原因，其管理哲學值得借鑑

文｜吳清淺

“百家爭鳴”應該是很多知識分子所向往的局面，然而這種不同學派湧現並爭芳鬥豔的局面在我國曆史上僅出現過兩次，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一次是民國。戰火紛飛的民國之所以能出現百家爭鳴，蔡元培在與陳獨秀的對談中給出了答案。

任北京大學校長後的蔡元培，請來了陳獨秀當北大的文科學長，對此學貫中西的辜鴻銘不服，陳獨秀一來就給他個下馬威。而此時，蔡元培正和陳獨秀謀劃著搞教學改革的事，當陳獨秀受了辜鴻銘當頭一棒後，蔡元培擔心陳獨秀這個專注於搞新文化的文科學長會融不下倡導文言文的辜鴻銘等人，便與陳獨秀長聊一番，委婉地提示陳獨秀不要裁撤辜鴻銘、黃侃等人。

長談中，蔡元培敞開心扉，說他們所處的時代很像先秦的春秋戰國時代，沒有一個統一的王權限制，於是各種各樣的學問就出來了，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爭得不亦樂乎，百家爭鳴，好不熱鬧，所以文化是政治的先導。

蔡元培認為無論將來發展到什麼時代，都將是以他們所倡導的新文化為先導的。並表明他不同意陳獨秀的新文化與舊文化決裂的觀點，強調文化是割不斷的，新文化只能在舊文化的襁褓中生長，對舊文化只是揚棄和革新。在學術研究上不能搞清一色，要鼓勵和支援百家爭鳴。所以，北大要繼續聘任辜鴻銘等復古派、頑固派教授。

民國時的確很像春秋戰國時。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與亂世爭雄相伴而生。那時候沒有統一的王朝，在華夏大地上先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後是秦、楚、齊、燕、趙、魏、韓相互攻伐。在各諸侯國的土地上，各種學說相繼誕生、發展，誰也說服不了誰。

而民國時，雖然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成立了中華民國，並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實權並沒有掌握在孫中山手上，尤其是孫中山迫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力以及革命力量渙散讓位於袁世凱後，可以說整個華夏大地都處於軍閥統治中。各軍閥為了各自利益相互混戰，就跟春秋戰國時期一模一樣。也正因為沒有統一政權，所以才得以讓百家爭鳴局面二次出現。

也許正是看清了這一切，所以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後極力主張科學民主、相容幷包，既聘請倡導傳統文化的復古派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人，也聘請倡導新文化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

每當復古派和新思想派起爭執時，蔡元培總是充當調解員的角色，阻止兩派“互相殘殺”。面對這個既通傳統文化，又留過洋通西洋文化且品行端正、威望極高的人，無論是哪一派，即使內心再不把對立的一派當回事，當著蔡元培的面，都會安靜下來。也正是這種對立的爭執，所以才有蔡元培與陳獨秀的長談。

為讓陳獨秀放下對辜鴻銘等人的成見，蔡元培可謂苦口婆心，特意提醒陳獨秀，作為北大的文科學長要容人。說人和文化最複雜，在當今這麼一個混沌時代，其實每個人都在為國家尋找出路，只是思路不同罷了。比如說辜鴻銘儘管有人說他是鐵桿的保皇派，滿嘴的春秋大義，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辜鴻銘對西洋文化的揭露和批判，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像你我這種在外國待了多年的人，應該是感同身受。

或許當時的陳獨秀內心還是更偏向於新文化，對傳統文化抱有不友好的態度，但蔡元培的主張他卻是接受了的，所以在後來他擬出的聘任名單了，還是保留了辜鴻銘、黃侃等人的名字，甚至讓曾為袁世凱稱帝鼓吹的劉師培加入了北大。

也正是蔡元培實施“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教學方針，才得以讓那時的北大成為他所想要的樣子——群賢畢至的學術大舞臺，各種流派、各種思想、各種學說在裡頭碰撞，推出了一批批文化人、一部部優秀作品。如果不是他堅持聘請辜鴻銘等倡導傳統文化的人在北大傳播傳統文化的種子，或許後期的新文化運動將對傳統文化致以更嚴重的打擊。

如果在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後，無論是北大還是別的高校都秉承蔡元培的教學主張，讓學校成為群賢畢至的學術舞臺，也許傳統文化不致於像今天這樣，等知道其寶貴時，才發現有的傳統失去了就再也難尋覓了。

當然，沒有如果，一切都已經成為了歷史，儘管新文化運動是打擊了傳統文化特別是古典文化，但其積極意義值得肯定。“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知道了得失，不妨重拾蔡元培的管理哲學，積極打造群賢畢至的學術大舞臺，在傳承好舊文化的基礎融入新文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滋生出健康的新文化，讓文化源遠流長、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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