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之如飴，論三國時代的甜食典故

五味者，酸甘苦鹹辛。

酸鹹二者用於調味，濫觴甚早，至少在三代時（夏商周）已經普及。彼時以鹽取鹹、以梅取酸，《尚書》有云：若作和羹，爾唯鹽梅。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尚書 說命下》

辛者，即兼備“嗅覺”與“味覺”雙重觸感之味，聞之香而食之辣，諸如蔥、姜、蒜、韭、茱萸等等，皆味辛。

甘者，美也，引申為甜。

甘味與辛味在飲食調味史上出現的時間稍晚，約在東周時期。

注：蜜、姜約春秋時代才用於調味。見王學泰《飲食文化的昌明時代》。

本文想就三國史時代的“甘”味，撰文論述相關人物典故。

不同於酸苦鹹辛，甘味提取不易，漢魏時代甚至連“煉製固態糖”的技術都不具備。冰糖被稱作石蜜，需要從西域進口；甘蔗則需要從交州引進。

彼時的甜味劑，主要是飴與蜜，即麥芽糖與蜂蜜。

當然，諸如瓜果、蜜餞、乳漿等，亦可提供甘味。它們成為彼時甜品的另一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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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糖分的瓜果，是甘味的重要來源。

相關案例頗多，涉及的人物亦不少，有三曹、鄧展、吳質、李衡、諸葛融等人。

（1）梅

梅子酸甜，是天然的調味品。三代時（夏商周）主要用作酸味萃取原料；之後逐漸被醯（醋）所代替。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遠征烏丸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覆水源”，人困馬乏，士氣低落。

時寒且旱，二百里無覆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曹瞞傳》

曹操詐稱“前有梅林，甘酸可以解渴”。賴此士氣復振，“望梅止渴”也成傳世典故。

（曹操）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世說新語》

梅味甘酸，生津止渴。可見彼時的梅子，除酸味之外，也是甘味的來源之一。

（2）甘橘

吳國丹陽太守李衡，出身貧寒；遂遣賓客在武陵種橘，得甘橘千株。

李衡死前，對子女說“吾有千頭木奴，汝等衣食無憂”。

（李衡）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襄陽記》

可見橘之甘味，廣為流傳，深受喜愛。

柑橘與木奴

李衡死後，子嗣憑販賣甘橘，“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甘橘與木奴的典故，就此誕生。

（3）甘瓜

曹丕與鄴下文人集團的吳質交厚，二人詩文唱和，傳世極多。

在《與吳季重書》中，曹丕熱切地懷念昔日的清泉美酒，甘瓜甜果。稱“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

彈棋間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曹丕《與吳季重書》

彼時西瓜與甜瓜尚未傳入中國，“甘瓜”具體指代何種蔬果，尚不能知。不過曹丕將“甘瓜”與“朱李”做比對，可知甘瓜味道，當與朱李相似，甘甜可口。

自此“浮瓜沉李”之典故，遂流傳後世。

（4）甘果

諸葛瑾之子諸葛融，性格奢靡，好宴飲；每有聚會，“甘果繼進，清酒徐行，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或有博弈，或有摴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諸葛）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吳書 諸葛瑾傳》

甘果屬於泛稱，其囊括範圍，無疑比曹丕的“甘瓜”更廣。從地域環境看，諸葛融筵席上的甘果，除了桃李杏橘之外，大約還有龍眼、荔枝、甘蔗、香蕉等南國特產之物。

（5）甘蔗

甘蔗非中原特產，是交州（今兩廣與越南北部）的貢品，深受北方貴族階層喜愛。

曹丕、鄧展等人，均有與甘蔗相關的典故傳世。

曹植亦在《矯志詩》中曾提到“甘蔗味美，杖之必折”，雖系詠物抒情，側面也能看出他常食甘蔗。

甘蔗味美，杖之必折；巧言動聽，用之必滅。——《矯志詩》

曹丕作《典論》，回憶昔日與將軍鄧展“食甘蔗”之事，席間二人談論五兵之術，曹丕興起，以甘蔗做劍，與鄧展嬉戲擊打。

（曹丕）宿聞（鄧）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時酒酣耳熱，方食芉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典論 自敘》

不出意外，鄧展很識趣兒地輸掉了決鬥，滿座歡笑，盡興而還。

酒酣耳熱，曹丕方食芉蔗，便以為杖

彼時的曹丕是魏王太子，尊貴無比；鄧展一介武夫，當然不敢放肆。曹丕對此心知肚明，因此才敢借酒使性。

在曹丕與鄧展“以蔗代劍”的事蹟中，甘蔗只是佐酒俗物，但“魏晉職場文化”卻顯露無疑。

（6）龍眼

龍眼與甘蔗相似，亦屬交州特產。

彼時孫權向曹丕進貢，瓜果類有“奇果，蕉、邪、龍眼之屬”，異寶類則有“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玳瑁、犀、象之珍”。

有趣的是，曹丕對於上述奢侈品興致有限，反倒是對“鬥鴨”與“長鳴雞”更感興趣。

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江表傳》

這大概與曹丕的個人癖好有關。昔日王粲身死，曹丕便親臨墓前，“作驢鳴”，一眾皆驚。

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粲）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世說新語》

在謝承《後漢書》中，稱“交趾七郡獻龍眼”。而《廣志》中則描繪，龍眼“大如酸棗，純甘無酸”，將其列作甘果中的佳品。

交阯七郡獻龍眼。——謝承《後漢書》

（龍眼）子大如酸棗，色異，純甘無酸。——《廣志》

謝承是吳國外戚，孫權謝夫人之弟，可見龍眼甘甜可口，頗得名士傾心。

（7）荔枝

荔枝與龍眼、甘蔗相似，亦是交州特產。

《後漢書》曾提到“南海獻龍眼、荔枝”，《廣志》中亦稱“龍眼樹葉似荔枝，蔓延緣木生”，《廣州記》亦提到“龍眼子似荔枝”。

史書將荔枝與龍眼並列，可見其亦為甘果上品。

（8）葡萄

葡萄是西域供品，極為稀有。昔日扶風人孟他，以“葡萄酒”賄賂中常侍張讓，竟得授涼州刺史。可見葡萄之珍奇。

（孟）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張）讓，即拜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

曹丕作為彼時的最高統治階級，自然是可以經常吃到葡萄的。他親自為葡萄撰文作賦，稱其“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

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太平御覽》載《魏文帝詔》

寥寥數語，將葡萄之味，描繪得淋漓盡致。可見曹丕的文豪之名，不為虛言。

曹丕還意味深長地揶揄，稱“西國葡萄石蜜，遠勝南國龍眼荔枝”。

南方龍眼、荔支，寧比西國葡萄、石蜜？——《與朝臣詔》

其實曹丕是在指桑罵槐，痛斥孫權“降而復叛、忘恩負義”。可見水果在文學史上，也經常扮演著“借物抒情”的角色。

蜜糖與飴糖

“固態糖”在中國出現的時間較晚，因此我國曆史上長期以“液態糖”調味。以甘蔗為例，蔗糖的普及，已在隋唐之後。

三國時代的甜味劑，有蜜與飴。

（1）蜜糖

袁術公族豪俠，奢淫放縱，自幼便愛吃蜜糖。

《錄異傳》記載，袁術十八歲時，吃飯必須拌著蜂蜜與乳漿。這在當時落後的生產力水平下，可謂驚人的鋪張浪費。

袁公路年十八，常飯乳，食蜜飯。——《錄異傳》

這種“無蜜不食”的習慣，也伴隨了袁術終生。

建安四年（199）袁術在壽春，飢餓困敗，士卒離散；絕境之下，竟然還在“尋找蜜水”。最終求蜜不獲，嘔血死。

時盛暑，（袁術）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欞床上，嘆息良久，乃大吒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床下，嘔血鬥餘而死。——韋曜《吳書》

如果從飲食衛生的角度看，袁術對糖分的長期過量攝入，很可能已經摧毀了他的健康；因此才會激憤猝死。

吳國少主孫亮，亦喜食蜜糖。

按《吳歷》與《江表傳》記載，孫亮喜歡吃“蜜漬梅”與“蔗糖漿”。

（孫）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吳歷》

（孫）亮使黃門以銀碗並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即糖稀）。——《江表傳》

前文已述，梅味甘酸，與蜜搭配，自然是甜美沁人。不過考慮到彼時的孫亮不過十餘歲，便奢靡如此，那三國統治階級的腐朽，也便足見一斑。

（2）飴糖

飴糖即穀物發酵糖，屬麥芽糖一類。

由於兩漢魏晉時代製糖技術較差，因此方糖、砂糖一類的調味品並不存在，類似石蜜（冰糖）一類的西域貢品，極為罕見，不可能得到普及。

彼時用作甜味劑的，除蜜之外，主要就是飴糖。飴糖粘稠多汁，與蜂蜜相似。

三國時代，益州人特別喜愛吃甜食。曹魏新城太守孟達，稱“蜀地豬羊，肉味偏淡，因此人們喜歡以飴糖、蜂蜜增味”。

新城孟太守（指孟達）道：蜀豬肫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飴蜜。——曹丕《與朝臣詔》

孟達是雍州扶風人，少年入蜀，歷仕劉璋、劉備、曹丕、曹叡四主。他對益州十分了解，所見所言，自然十分可信。

其實蜀地“嗜甘”的口味偏好，可能與荊楚地區的文化傳播有關。先秦時代的楚辭當中，有大量“瑤漿”、“蜜餌”、“甘酪”一類的記載，可見楚人嗜甘，由來已久。

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楚辭 招魂》

先秦時因為氣候因素，楚人除了嗜甘，還嗜苦，大約以此驅散卑溼水熱的負面影響。

川地的口味，與楚地稍有不同；蜀人除了喜甘味，另喜辛味。這種習俗，後來逐漸發展為“嗜辣”，乃至無辣不食。明末清初的“湖廣填四川”運動，更是將這種風氣發揚光大。

今日川菜中，有相當比例的甜辣口味，大約就源自中古時代的習俗遺留。

小結

古人云：民以食為天。按飲食文化巨擘王學泰的解釋：天者，至高至尊；因此飲食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我國古代長期處於農業文明，人口眾多，耕地面積有限，抵禦自然災害能力低下，導致饑荒頻仍。因此“吃、喝”也就成為百姓的頭等大事。

傳統文化中，往往將節儉食物視作美德，將浪費食物視作罪惡。桀紂等暴君，饕餮等惡棍，皆以“口腹之慾無度”著稱於世。

（帝辛）以酒為池，縣（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史記 殷本紀》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比之三兇，謂之饕餮。——《左傳 文公十八年》

以本文而論，飲食鋪張的袁術，歷史評價便特別糟糕，被罵作“榮不終己，自取滅亡”。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魏書 袁術傳》

可見古代百姓的樸素心理，他們將“浪費食物”的行為，視作最不可饒恕的罪孽。

《尚書》便公開宣稱，沉溺酒肉音樂，是亡國的先兆。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尚書 五子之歌》

至於以“吃”為主體，派生出的典故與用法，更是多不勝數。諸如“吃香”、“吃癟”、“吃緊”、“吃虧”等等，至今沿用不衰。

實際就在數十年前，物質條件剛剛得到改善的中國人，還在以“吃了麼”作為見面的寒暄問候。可見“飲食”在民生當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雖是漫談三國，實際也是在兼論文化典故。諸如曹操、曹丕等諸多歷史人物，望梅止渴、浮瓜沉李等諸多成語諺語，均源自我國源遠流長的飲食文化，它為後人留下了無窮的寶貴材料。

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豈徒虛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