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兩宋軍隊弱爆了，除了皇帝重文抑武，其實與這件事關係更大

宋朝軍隊經商：難怪兩宋軍隊這麼弱，原來他們都忙著做買賣賺錢

都說兩宋軍隊弱爆了，除了皇帝重文抑武，其實與這件事關係更大

宋朝時，國家軍隊不僅戰鬥力弱，而且還普遍存在經商的情況，尤其離譜的是，軍隊經商的收入及支出還不用計入朝廷的財政收支，主要都被用以補貼軍用和供軍事長官花費。

在宋仁宗時代，范仲淹出鎮慶州，據記載，在此期間他的部隊“借隨軍庫錢回易（經商的意思），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卻納足官本”。范仲淹“回易”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隨軍公用支使”，並非中飽私囊，故他在奏摺中向宋仁宗公開承認“得利息二萬餘貫”。既然范仲淹在奏摺中公開提到，可見當時宋朝軍隊的“回易”並不是件值得奇怪的事。

宋軍經商，必然要差遣軍士行動，如滕宗諒“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驢車四十駕，載茶三百餘籠，出引逐外，不得收稅”。河東麟州和府州鈐轄賈逵“令五人為一保，給錢十萬，凡回易五十日，出息錢四十萬，以備犒”。五十天獲利四倍，足見邊防軍隊贏利之厚。北宋朝廷對軍隊經商並未制訂專門法條進行規範，及至得知賈逵的所作所為，便下河東轉運便司“體量”轉運使司上報，“以為舊例如此，即無私入”，於是朝廷詔令賈逵“自今無得差禁軍回易”。賈逵派禁兵經商既是“舊例”，這顯然能夠表明，當時軍隊經商的確已很普遍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宋朝軍隊經商的風氣越來越嚴重，利益鏈條逐漸固化，逐漸達到了傳習難改的地步。宋神宗時期，發生了秦鳳路副總管夏元幾用禁軍販運私茶，“侵壞茶法”的事件。宋神宗“詔轉運司劾之”，這僅是因為違犯茶法之故，卻也恰恰說明了宋朝軍隊一般性的經商活動，當時已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了。

到了南宋初期，因為財政拮据，軍費緊張，軍隊經商的行動便更加活躍了。抗金名將岳飛為了抵抗女真人，在得不到軍費支援的情況，自然只能承繼北宋軍隊遺留的舊習，一邊打仗，一邊派人做買賣賺錢養軍隊。據記載，岳飛曾專門任命李啟充當“回易官”，因為他認為此人“有心計”，能斡旋財賦……佐飛軍用甚多”。據不完全統計，岳家軍在鄂州的酒庫、公使庫、激賞庫、備邊庫、回易庫等共有14庫，每年獲利達到1165000多貫，鄂州典庫、房錢、營田雜收錢，襄陽府酒庫、房錢、博易場每年收入415000多貫。大約等於岳家軍三個月的軍費開支。韓世忠罷兵權時，上繳回易利息等錢100萬貫。可見，

當時軍隊經商不但已很普遍、合法，而且規模相當大。

軍隊經商的利潤一般是用來補貼軍用，但往往有一些貪婪的將領則以軍隊經商所得自肥，這是必然的，也是很普遍的，能像范仲淹、岳飛那樣經商只為供養軍隊的，屬於極少數。如劉光世全軍有52000多人，卻“以八千人為回易”，短短几年，劉光世便“

以陶朱公自比

”，顯然，一部分“回易”對的收入，早已悄悄地流進他的腰包。鎮江府都統制劉寶部下有“機織至八九百人”，他任命逯

逵

“專任為回易庫監官，開激賞等庫於市心，置榻坊、柴場於江口”，另置兩個大酒庫，“又添置腳店百餘處，列布闤闠”。據逯逵供稱：“所管內外回易錢僅有五十三萬餘貫，其欺隱不可勝計。”

因為“中外諸軍屠酤城市，日奪官課，過載絡繹，不稅一錢，回易悉據要津，逃亡更不開落”，軍隊經商已經氾濫成災。

宋高宗被迫下詔禁止軍隊經商

，“若諸軍更敢擅差軍兵回易，行在委殿前司，馬、步軍司，在外委諸路都統制嚴行覺察，並與販去處委所在州縣收捉，押赴朝廷。其擅差官兵依私役禁軍法，其所販物貨計咕坐罪”。

但是，在腐敗的封建官僚政治下，令行禁止，自然是極不可能的。就在宋高宗禁令頒佈之後，殿前司左軍統制李捧“輒違朝旨，擅差軍士回易”。鎮江府都統制劉寶也“多差軍士，往湖廣販賣回易”。雖然李、劉受到了處分，但軍隊經商之風仍沒有剎住。林大鼎說：“今有伐山為薪炭，聚木為排筏，行商坐貫，開酒坊，解質庫，名為贍軍回易，而實役人以自利”。即在臨安府，即所謂“輦轂”之下，軍隊經商依舊進行，宋廷實事上也默認了這項活動。

宋孝宗即位後，鑑於軍官對士卒“仍前勒令回易及俵散佈帛、柴炭之類，並開坊造酒分依量其請給，每月克除”等嚴重弊端，重申了“嚴行禁止”的命令。但事實上也並無成效。如池州副都統制郝政“創造回易，殆六十餘所，下至油鹽醬醋，皆令軍人坐鋪出賣”。江州都統制劉光祖“專任將官雷憑為腹心，公肆剖克，如諸軍回易及馬草等錢，日納月納，皆有定數”。九江巡、尉司曾抓獲一批販運私茶者，經訊問，乃是本地駐軍，“各稱差出日本軍借錢五千，回日卻要一十五千送納，別無營運，只得販茶，須往回三五次，方得錢足”。

宋朝軍隊經商，是當時經濟發展的一個側面。軍隊經商在某些場合確有補貼軍用的作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成為將校刻剝士卒、填塞欲壑的手段，敗壞了軍政、軍風、軍紀，摧折士氣、損害戰鬥力。真德秀曾尖銳地指出：“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